当代书法批评的在场性和问题导向
徐清
摘要：当代书法批评的“在场性”特征，集中体现于对书法思潮与创作、书法展赛与市场、书法教育以及书法批评理论自身等的积极介入，也由此彰显批评的责任维度、价值目标和现实处境。当下及将来的书法批评更需加强在场性、回应新问题，具体思路包括三方面：确立新时代文艺整体观，开拓“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引领下的书法批评实践；注重“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的双向发展和内在融通；革新书法批评的形态和范式，积极应对当代媒介生态转化、文艺批评格局调整。
关键词：书法批评 在场性 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是二十世纪以来书法批评活动最活跃、最繁盛的阶段，它从不同角度、以多种方式回应了此期的书法发展和文艺思潮，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书法批评的焦点问题、发展趋向和整体状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将有助于揭明书法批评曾显现的“在场性”特征和功能，辨析其责任维度、价值目标以及现实处境，从而为当下和未来的书法批评指引方向、凝聚力量，切实发挥审美评价、精神塑造和价值引领的重要作用。
当代书法批评的对象和问题聚焦，主要包括四类：书法思潮与创作、书法展赛与市场、各级书法教育、书法批评理论与方法。每一类之下，又各有互相缠绕、时时交叠的诸多议题。
一
当代书法艺术思潮的批评论争，相比于针对某一书家、某一作品的臧否评价更具宏观性和整体性。批评者各从文化背景、内在理路、核心特征、思潮与创作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不仅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与此期文艺界的探索尤其是“八五新美术”相互对照，更将视野扩展至亚洲乃至全球文化语境，与日本、韩国及西方艺术思潮进行比较，旨在发现彼此之“异”与“同”。[1]此中时时凸显的问题是：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价值和走向？书法的内涵和功能，是否需要重新阐释和建构？书法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和路径？这些问题在当代书法创作的批评论争中体现得更为具体，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网络”。书法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民间书风，以及学院派书法、现代书法、书法主义等等，体现了当代书法创作趋尚的错综变化和时代特征，成为持续的批评热点。批评者们重点从两个层面展开得失评价：一是其创作理论的学理性和观念价值；二是创作方式、实践效果和作品价值。在书法与汉字、书法与书写、书法与绘画、书法与抽象艺术等一组组关系的论争背后，回应的是两个焦点：一、什么是书法？即书法的本质和边界；二、书法如何进入当下？即书法的现代转型。
当代书法展赛的举办触发了书坛的深刻变革，也引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书法展赛评委的创作水准、评委组的人员构成和遴选方式等屡受争议。[2]再进一步则是评审机制问题。自一九九五年第六届全国中青展进行评审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书协在评审流程、运作模式上经二十余年的探索，逐步完善、执行力渐次提升。伴随这一过程，始终有来自评论界的各种声音。评论者的犀利目光和监督，成为助推书法展赛评审趋于科学、公正的重要力量。相比于评审，更具大局观的是书法的展览机制和模式。与书法当代展览热潮的出现几乎同时，已有评论者认识到现有的书法展带有程式化的倾向和特征，因此呼吁打破现有的展览格局，倡导展览模式的多元化。[3]还有评论者明确提出，要借鉴西方的艺术策展人制度，建立书协系统之外的独立展览机制，强调学术批评的真正介入。[4]
对于当代书法创作方向和创作水准的评判，众目所瞩的书法展赛获奖、入展作品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心。尤其是有关“展览体”的讨论越来越多。二〇一八年，中国书协主办“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参展者、评论者均不乏对新时期书法创作与展览之关系的分析，其中除了延续此前有关“展厅书法的利弊”“书法的艺术性与文化性”等问题之外，还延伸出对当代书法美育的思考，期望当代书法与时代建筑、公共空间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连接。[5]
有关书法市场和产业的评论文章，集中出现于二〇〇五年之后。评论者指出，当代书法市场一定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其原因包括：书法价格机制尚未形成，书法组织机构缺乏引导和规范，书法作品缺乏系统的学术和批评体系，书法二级市场有待培育等。自二〇〇三年举办“首届中国书画产业论坛”、二〇〇四年中国书协组联工作会议上提出“书法产业”概念以来，书法产业逐渐走向实践。由一级市场（书法专营画廊）和二级市场（书法拍卖会、博览会）组成的书法市场核心产业体系，目前仍然很薄弱。评论者认为，书法产业的良性发展亟待观念更新，需要建立起一条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企业及个人介入书法产业的有效途径。[6]
书法教育对于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书法教育根基、发展路径、教育体系、教学目标、具体教学方法，再到国家政策、外部环境、专业师资、招生途径和就业趋向等等，批评者在学理层面、实施层面加以辨析和反思，致力于寻找对策，以期改进书法教育现状。
高等书法专业教育因与书法学科发展、书法人才培养之间具有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二〇〇三年，陈振濂率先对博、硕士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症候群”进行反思，并就书法专业三个教学层次给出详细的目标定位和对策。[7]祝遂之认为，当今高等书法教育所面临的状况比三十年前更复杂，锋芒所至明显带有逐渐消解传统文化的态势，文化品位的失落当引起警惕。[8]二〇一五年及今，“书法博士”这一群体及相关问题又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具体涉及“书法博士”称谓的名实、书法博士教育的现状和学科归属、书法博士在书法市场和展览中的“异军突起”现象等。关于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目标和定位也存在明显分歧，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应属于艺术教育，重在艺术分析和传达审美感受；应对中小学生采用新的训练体系，为通向高等书法专业教育提供必要基础。[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小学书法普及教育的重点和基础是实用书法教育，是语文教学的一部分，而艺用书法教育是其延展、提升和补充。[10]相对于高校书法专业教育和中小学书法初级教育，面向社会大众的书法美育还是一个新的课题。二〇一八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文艺筑心”美育思想的确立以及全国美育工作的展开，推促书法教育界积极响应和倡导，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二
对书法批评自身进行反思和检验，是当代书法批评走向深化和自觉的重要标志。
中国传统书法批评的思维方式、话语特征，在此时几乎成为批评者不约而同的首选检视对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对此持质疑、否定态度者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传统书法批评大都采用直观、综合、感性的方式，无法揭示书法的内在本质、深层意韵和发展规律，当代书法批评需注重美学与理性思维的统一。也有少数批评者持以较温和的态度，认为传统书法批评的存在价值、方法论意义、文化内涵不宜一概否定。还有一种态度，即坚持对古代书论的深入细读和发掘，建立对传统书法批评体系的再认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丛文俊集中从语言学和文学层面加以辨析，明确肯定文学修辞手法对传统书法审美与批评的重要性，指出古人的批评表达用语对书法审美经验具有整理、规范作用，并由此构建艺术通感和传统大文艺观观照下的书法审美参照系。[11]近年来，书法理论批评界对传统书法批评的总体评价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更多强调传统“体悟式”书法批评所具有的优先性意义和所构建的多维度价值体系。
不论对传统书法批评持何种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书学界意欲突破原有的书法批评路径和方式，争取变革和开拓的急切心情已非常显著，书法批评迈入多元探索期。沈语冰是较早明确提出对书法批评观念和范式进行检验者。受托马斯·库恩“范式转换”理论的影响，他在《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当代书法思潮及其外部走向》（一九九七）等论文中，借德里达、维特根斯坦对黑格尔本质主义的批判，指证“反映论”“积淀说”的谬误；又以波普尔以来的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学，批评书法“本体论”“自律论”与中国书法精神论的虚妄；再以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等挑战书法“抽象符号论”“表现论”等。这些观念批判并不只落在狭义的书法批评上，而是针对有关书法的哲学、美学和历史认知，兼涉书法史、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12]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书学界对形式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倡和运用，其中形式批评是运用最普遍、影响最显著的一类，也是书法批评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一环。[13]但是，由于在实际运用时往往倾向于表面化、单一化，强调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等等，随即招致批评界的很多反对声音。最近数年，批评者对上述几种主要的批评观念和范式再作检验，提出重构书法新批评的思路。虽然彼此仍各有侧重，但总体上突出“视域融合”，注重审美批评、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等多方位的纵深推进和交融，揭示被“纯粹审美”立场或其他单一立场所遮蔽的内涵。[14]
重构新批评的热情的另一面，则是自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书法批评遭遇的失语危机和困境。事实上，批评的“失语”并非书法界的孤立现象，也并非始自近十数年，它是整个中国学术文艺界近百余年来时时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只针对书法批评现象加以指斥，并不足以揭示其深层问题、找到解决途径。但无论如何，书法界自身需有所作为。部分评论者在这方面已做出努力，《中国书法》于二〇〇八年、二〇一三年先后开辟专栏、组织以当代书法标准和书法评价系统为题的探讨；《美术观察》于二〇〇六年、二〇〇八年，也专门约请理论研究者撰文讨论书法的当代标准。近年，李一主持的“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研究”课题和陈振濂主持的“当代书法评价体系建设”项目，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评价要素和体系建构。[15]
三
当下及将来的书法批评如何增强批评的在场性，回应新语境新问题，体现新视角新路径，有待深入思考和实践摸索。
首先，需确立新时代文艺整体观，开拓“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引领下的书法批评实践。近年来国家层面实施“文艺评论工程”，将文艺评论工作纳入繁荣文艺的总体规划。书法评论界应积极介入这一时代现场，重视相关文艺领域的最新评论动态和实践成果，思考当代书法发展的体系架构和多条路径。“中华美育精神”是“中华美学精神”的践行之维，是构成“中华美学精神”“知、情、意、行”统一性的最鲜明标志，其内涵包含五个维度的统一：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审美、身体与心灵、艺术与人生、自然与自由。[16]中国传统书论的核心论旨“书如其人”“书为心画”“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学书者观物、观我”“书肈于自然、造乎自然”等，均具有丰富的内蕴，理应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的基底和归旨。
其次，注重“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的双向发展和内在融通，既要加强对书法领域前沿性问题、热点现象、重要展览及作品的研究，增强批评的现实性、实效性，又需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书法批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激发批评的理论生机、思想活力。近四十年的书法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交叠喷涌，书法报刊媒体上热点讨论、众声喧哗，评论者对书坛时事、具体问题的热衷“棱射”出当代书法现实。值得反省的是，书法批评界这种对于问题的“过度”关注往往易受某些局部或片面因素的牵制，在应时性、随机性的回应中突显了批评认知的琐碎、思维的凌乱和迁转不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应有的更具延续性的理论关怀和学科建设，这或许也是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书法美学论争、书法批评热潮之后旋即走向“失语”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时代的书法批评应致力于深掘和融通中西方艺术审美、智性认知和道德原则，在中西文艺批评理论的共同烛照下，架构通往书法之“形、文、艺、理、道”的“观、读、赏、鉴、悟”通途，重建书法批评的知识谱系和理论体系。
第三，革新书法批评的形态和范式，拓宽书法批评研究的视域，积极应对当代媒介生态转化、文艺批评格局调整。数字媒体、艺术市场、产业文化是影响艺术批评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以往对于书法批评的审视在这方面显然还缺少足够的重视。新时代书法批评的实践场域、主体身份、话语形态、文本样式、传播方式等均已发生变革，因此破除批评壁垒，增进不同层级、类型批评话语之间的交流，推进书法网络评论的理性化与秩序化，打破批评群体的知识“限囿”与观念“遮蔽”，这是书法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注释：
[1]沈伟主编.“20世纪末中国书法思潮”丛书[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2]马啸.评委：权威如何树立[N].书法报，1994-02-02.
[3]陈新亚.调整、健全新的全国书展机制[N].书法导报，1994-09-21；李宁.展厅时代：当前书法展览的困境与走向[J].中国书法，2020(8).
[4]王南溟.中国书法的学术展览机制[J].书法，2002(1)；姜寿田.书法批评家独立策展的意义[J].书法，2010(8).
[5]张冰.“展览体”的适应性与变异性——当代书法的一个切面[J].中国书法，2015(7)；陈海良.迷茫、自觉与书法传统的重建——对“现状与理想”学术批评展的几点想法[J].书法，2018(11).
[6]刘云鹏.亟待完善的书法市场[J].中国书法，2005(12).
[7]陈振濂.从书法本科教学到书法研究生教学——关于大学博士、硕士教学的基本定位[J].中国书法，2003(10),2003(11).
[8]祝遂之.执守与拓展——关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书法，2013(6).
[9]邱振中.培养有文化感受力的中国人——关于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思考[J].人民教育，2012(18)；陈振濂.书法课不是写字课[N].中国美术报，2016-04-18.
[10]丁晓昌.中小学书法普及教育之我见[J].中国书法，2017(2).
[11]丛文俊.论传统书法批评用语对审美经验的整理与规范[J].书法研究，2016(1);丛文俊.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在书面表达中寻求艺术通感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书法，2017(12) .
[12]沈语冰.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当代书法思潮及其外部走向[J].书法研究，1997(5).
[13]王南溟.文化场：批评视角的转换[J].中国书法，1991(4)；朱以撒.书法的批评：艰难的指向——兼谈阮籍[J].美术观察，2012(9)；公丕普.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转化——论当代书法艺术伦理批评方法的建构[J].中国书法，2017(11).
[14]黄玉岩.当代书法批评的价值观念反思[J].中国书法，2019(10).
[15]“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李一主持）.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研究(征求意见稿)[J].美术观察，2014(12)；陈振濂主编.当代书法评价体系建设[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16]冯学勤.论“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与关系[J].美育学刊，2022(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