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马和之 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纵25.9cm 横143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宋 苏轼 行书新岁展庆帖 纵30.2cm 横48.8cm 元丰四年（1081）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宋 苏轼 行书新岁展庆帖（局部）
衣若芬
什么是“文图学”？
“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分析”文本”（text）和图像（image）。文本是人们自我表达（情绪、欲望、讯息元、思想）、彼此沟通、记录和连接的行动单元；图像是文本的表现方式之一。过去我们谈“诗画关系”、“艺术融通”、中国美术的“书画印三绝”等，已经有丰富的成果和普遍共识。但是对于新的媒材和文化产物，例如漫画、动画、商业广告等等，仅仅用“文学与美术”来概括，便显得欠缺解释力，必须有新的语词和理论来因应研究需求，建设更符合时代的多元观念之道。
宋 苏轼 行书获见帖 纵27.7cm 横38.4cm 纸本 元丰五年（108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我提出了“文图学”。“文图学”谈的“文本”（text），依其生发的途径形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肢体：文本身体（textual body）姿态、眼神、表情、手势、动作、服装仪容、舞蹈等等。
2.声音：声音/语言文本（sound/voice/languagetext）无意或刻意发出的声音，比如兴奋时欢呼呐喊；跌倒时惊慌哀叫；婴儿的啼哭；战士的怒吼……乃至于音乐歌唱和语言。
3.图绘：”文字/文学文本”（word /literarytext）和”图像文本”（image text）文字尚未被发明之前，人类便懂得绘画和创造符号。结绳记事、甲骨占卜，都是带有符号和图像的性质。文字被有意识地排列组合为句子，联织句子为篇章，即近乎文学。
宋 苏轼 行书覆盆子帖 纵27.7cm 横44.8cm 纸本 元丰中（1080—108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苏轼 行书归院帖 纵35.1cm 横12.4cm 纸本 元祐元年（1086） 故宫博物院藏
文图学谈的“图像”（image），也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1.图（picture）：所有具可视性（visible）的视觉形式，例如符号（symbol）、图示（icon）、商标（logo,t rademark）、绘画（painting）、图画（picture）、图案（pattern）、图形（graphics）、标志、照相、摄影、影像、线条、地图、色彩、印刷物等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
宋 苏轼 行书送杨礼先知广安军帖 元祐二年（1087）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宋 苏轼 行书郭熙秋山平远二首诗帖 元祐二年（1087）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文图学”与书法史研究
汉字的视觉呈现，例如书法，便具有“文”与“图”的双重面向。书法的文字意蕴是可解读的”文本”，但是其外形的笔墨线条又是图像式的造型。稍微比较“书法史”和“文图学”的研究取径，可以得知二者之同中有异。
书法史重视的是作品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也就是分析作品呈现的结体、线条、笔法、风格等面向，为作品和书家找到历史的时间坐标和艺术定位。经由排列归纳出作品的位置，我们可以将一位书家的所有作品安置于他的人生历程，分期观察他的书写变化。还可以将同时代的不同书家的作品和观念集结综合成阶段性的同质／殊异的风格，亦即正体／别调的类型。把时间轴再放大，我们可以得知书法的历史发展，掌握认知和判断的依据。
宋 苏轼 行书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卷 纵29.8cm 横46.5cm 纸本 元祐二年（108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苏轼 行书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卷（部分）
宋 苏轼 行书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卷（部分）
由于书法史的学科性质和专业训练，作品的真伪是基本的条件，如果不能决定作品的真实性，便无法将之安置于书家的书写谱系；无法说明这件作品与其他作品的时代前后或并列关系；无法扩散到书家的历史时段，进而无法纳入书法历史发展的范围里讨论。极端地说，一件被怀疑非出自书家亲笔真迹，无论是双钩填墨还是临摹，就可能被指为伪作，既然是伪作，便没有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乃至于市场价值。2013年热议的《功甫帖》便是一例。
文图学重视全面把握作品，即作品的文字形态和表达意涵，以及其生命历程，从书写者的初衷、背景、机缘，到作品如何被观看、被评价、被收藏等等，文图学关心作品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用途”，“用途”显示观者/使用者为作品赋予的意义。即使是摹本、拓本，甚至赝本，在判别作品的真伪之后，仍注意作品具有的多元可能性。
宋 苏轼 行书祭黄几道文卷 纵31.6cm 横121.7cm 元祐二年（1087） 上海博物馆藏
“文图学”用于书艺研究的实践
以《书艺东坡》为例，在这本书里，我用五件东坡的书法作品和一部现存最古老，南宋的东坡诗编年注解集《施顾注东坡先生诗集》，贯串讲述东坡在杭州、黄州、定州和岭南的故事，以及东坡作品对后世、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这五件书法作品，包括题跋最多的《天际乌云帖》（约书于1076—1087）；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黄州寒食帖》（约书于1082年）；内容最玄妙难解的《李白仙诗卷》（书于1093年）；篇幅最长，本幅有306.3cm的《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合卷（书于1094年）；以及东坡临终前几个月写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书于1100年）。
宋 苏轼 行书司马光安葬祭文帖 元祐二年（1087）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宋 苏轼 行书丑石赠行诗帖 元祐六年（1091）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我提炼萃取了书法史、审美思想，以及文物收藏研究的精华，形成”文图学”的观照视野。采取的资料不限于苏东坡的书法和文学作品，还搜集了历史著录、笔记杂谈、口述历史、新闻、日记和照片等等。将探讨范围拓大，包括“作为书写表达”的文本内涵、“书法笔墨风格”的视觉外观、卷轴装帧的物质特性、流传记录的题跋与钤印、庋藏历史的网络等等。
为了亲近东坡的书法和诗集，我在台北、上海、大阪的博物馆和库房里，和东坡的文字面对面。被几次大火焚身而不死的《黄州寒食帖》，让我真切感受神奇的力量。在博物馆库房里，没有玻璃展柜的阻隔，我和东坡的文字距离不到50cm。我闻到防虫的樟脑气味，和难以形容的奇异芳香。能够看到墨迹在纸上的渗透和滞留，花笺纸稍微地起伏，那上头，有九百多年来的尘埃，还有东坡的指纹。那种直观的触动，让我很想透过文字，和读者们分享。
宋 苏轼 行书菊说帖 元祐六年（1091）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宋 苏轼 楷书醉翁亭记碑拓本 元祐六年（109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书艺东坡》的阅读风景
读者们手捧《书艺东坡》，不妨也试着用文图学的方法打开和欣赏。但凡我们阅读一本刊物，不外乎从“翻看外观”、“判断性质”、“读取内容”到“践行运用”的过程。
《书艺东坡》的封面正面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生命经历坎坷的《黄州寒食帖》；下半部分空白，只在右上角呈现了作者的名字，左下角是出版社的印章，一黑一红，两相对映，呼应上方的书法卷轴。楷体印刷字使读者容易辨识作者的名字；篆刻印章则增添古雅品味。叠加印在上下两区块间的，是右侧紫色底反白色字的书名。美术编辑设计了两种色样，另一是蓝色底反白色字，我将两种设计版本公诸facebook和微信，让大家投选，二者各有特色和优点，最后统计结果，认为紫色底斯文大方，视觉效果鲜明，因此决定《书艺东坡》的封面反面上半部延续正面《黄州寒食帖》，下半部在中央叠加色彩和正面书名一致的紫底反白，日本画家富冈铁斋（1837—1924）为乙卯年（1915）纪念东坡生日的“寿苏会”所制《东坡笠屐图》。东坡在海南戴斗笠着木屐的故事，流传于南宋，例如周紫芝（1082—1155）记载：
东坡老人居儋耳，尝独游城北，过溪，观闵客草舍，偶得一蒻笠，戴归。妇女小儿皆笑，邑犬皆吠，吠所怪也。
大约在十二世纪就有《东坡笠屐图》，并且后来传布日本及韩国。富冈铁斋的生日和东坡一样，是农历的十二月十九日，他描绘的《东坡笠屐图》有清代石刻图像的趣味。《书艺东坡》内夹了两张不同套色的藏书票，便是取材自富冈铁斋的《东坡笠屐图》。
宋 苏轼 行书题王诜诗 纵29.9cm 横25.7cm 纸本 元祐八年（1093） 故宫博物院藏
顺着图像表征纪念东坡生日”寿苏会”的构思，《书艺东坡》的腰封衬底的是清代画家朱鹤年所绘《秋史饯别宴图》。朝鲜文人金正喜（1786—1856）号”秋史”，他于1809年以子弟军官的资格随父亲金鲁敬（1766—1837）出使中国，拜访了收藏有东坡《天际乌云帖》和《施顾注东坡先生诗集》的翁方纲，也向阮元（1764—1849）求教。《秋史饯别宴图》便是在北京法源寺送别金正喜的纪念画，画中屋舍里坐于中央位置，头戴高笠的青年即是金正喜。
金正喜晚年受到政治迫害被贬谪济州岛，他的处境也令人联想到苏东坡被贬谪海南岛的遭遇，他的门人许维（1809—1892）为他图绘的《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的模式来源即为《东坡笠屐图》。
宋 苏轼 行书李白仙诗卷 纵34.4cm 横106cm 纸本 元祐八年（1093）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宋 苏轼 行书李白仙诗卷（部分）
宋 苏轼 行书李白仙诗卷（部分）
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1—1107）、蔡襄（1012—1067）的笔迹被巧妙镶嵌入了《书艺东坡》。封面书名的四个字，除了“艺”字集于米芾书法，“书”、“东坡”都集于东坡墨宝。《书艺东坡》里的十篇文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墨韵”探求五件东坡书迹的书写机缘、文字内涵、笔情墨意，内页“墨韵”二字集于黄庭坚书法，网底为《天际乌云帖》翁方纲题跋。下卷“余芳”以“寿苏会”为主轴，从作品的使用场景、流传脉络和接受反应等面向，延展时空，分析东坡对后世及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内页“余芳”二字集于蔡襄书法，网底也是《天际乌云帖》的翁方纲题跋。
宋 苏轼 行书明叟帖 绍圣元年—绍圣二年（1094-1095）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宋 苏轼 行书出迎帖 绍圣二年（1095） 宋拓《西楼苏帖》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
宋 苏轼 行书法舟帖 绍圣二年（1095） 宋拓《西楼苏帖》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
介绍过《书艺东坡》的精心视觉设计细节，让我们进入内文。在每一篇的开始，我安排了对于知识点和探求问题的浓缩提醒。例如谈《黄州寒食帖》，我写道：
《黄州寒食帖》是继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大行书”。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寒食帖》是在黄州写的吗？《寒食帖》的黄庭坚题跋说：”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是推重苏轼？还是在自夸呢？
读者可以沿着作者暗示的思路，像侦探推理似的，从文本与图像的史料证据引申，按图索骥、抽丝剥茧，观览作者展示的多元风景，一路寻觅考索。
宋 苏轼 行书酥梨帖 绍圣三年（1096） 宋拓《西楼苏帖》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
宋 苏轼 行书酥梨帖（部分）
宋 苏轼 行书酥梨帖（部分）
结 语
当前的学术研究需要新的语汇来指称以往不曾生发或处理的议题；需要新的见解提供诠释的角度，”文图学”正因应时代而形成。我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应邀谈过文图学，发表论文；并且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开设课程。2017年发起成立”文图学会”（Text and Image Studies Society），经新加坡政府核可正式成立，将研究文图学的心得，经由导览博物馆、艺术展、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方式和更多的公众分享。
《书艺东坡》自出版以来，颇受多方关注和好评，十分感谢媒体的报道、学界的赞誉，以及读者的支持。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在上海；四月二十日在新加坡；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五月二十六日在台北，都应邀谈论分享了本书的内容，得到很大的回响。并且经读者投选，荣获二〇一九年十大美术史好书之一。有读者问我：“这本书为什么题为‘书艺东坡’？”也有读者将直排的文字从右往左读，念成“东坡书艺”。我在本书的序言里叙述了书名的构思，简单地说，书法艺术即为“书艺”。本书除了探讨五件东坡墨迹的书法艺术，还包括一部东坡编年诗注解集，那是“书籍的艺术”。“艺”字又有“种植”的意思，“文图学”是培育滋长研究的土壤，摄取文图学的养分，让我们认识更深广的东坡人生，从而见贤思齐。
宋 苏轼 行书万卷堂诗帖（部分）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书艺东坡》里重视的“物”，有“文物”、“宝物”，乃至于“神物”的超升历程。我不禁幻想：如果东坡在天有知，他会怎样看待“物”的变化呢？他为友人驸马都尉王诜的收藏写《宝绘堂记》，已经洞见清明：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收藏文物是为了寄托情志—“寓意”，即使物件微小或不佳，仍不会影响君子的乐趣。相反地，假使过于陷溺于追求占有文物，便不会欣赏微小或不佳的物件，“留意”于物，牵心挂虑，乐趣安在？回顾写作《书艺东坡》，从宏大长远的眼光来看，我自期在”有限”的时间和个人能力边界里，展示东坡启示我们的跨越高度，朝“无限”而努力。雪泥鸿爪，是为印记。
苏轼 行书翠栝诗帖（部分） 元祐八年（1093）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谨摘录制作《书艺东坡》影片的尾声，为本文作结：
无论是燥热还是湿冷的日子，我们的人生里，有了苏东坡，有了在情绪底谷可以呼喊的名字，那就是春天。
《书艺东坡》，献给东坡先生，以及所有和我一样，曾经焦虑，曾经厌烦，曾经在路上茫然无知的灵魂。
作者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宋 苏轼 行书致程正甫札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宋 苏轼 行书归去来兮辞卷 纵32cm 横181.1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