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赵构〈翰墨志〉一卷系完本考》
——兼及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的赵构早期论书语录的钩稽
(内容提要)
方爱龙
本文选择了南宋书法史上的重要书学论著——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就《四库提要》以来至目前学术界对传世《翰墨志》一卷仍存在重大讹误的阐述展开考辨,以期能对南宋书法史研究和《翰墨志》一卷的点校工作有所帮助。本文依据传世南宋咸淳刊本及其他若干史料作出考证,提出:
(一)传世赵构《翰墨志》一卷系完本,《四库提要》以其为“殆经明人删节,已非完书”之论非也;
(二)《翰墨志》一卷所辑集的是赵构绍兴三十二年(1162)逊位退处德寿宫以后陆续所撰写的论书言语,乾道九年(1173)是其辑成时间的最早上限,淳熙七年(1180)五月则是辑成时间的最晚下限;
(三)由《翰墨志》一卷的所有传本除却个别字明显是在传抄、重排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和异体字现象外,它们在总的内容上并没有出现大出入这一现象可知,其最初是以赵构书迹摹刻于石的,内容当一如《百川学海》中的“宋咸淳本”。
同时,为能进一步阐明赵构的书学思想,本文又兼及未见传本《翰墨志》著录而见诸其它文献著录的若干赵构早期论书语录的钩稽,以期对书学文献有所补益。
《隶书探源》
(内容提要)
张士东
汉字字体到底是怎样演变的问题,至今仍是模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绍虞先生提出了“正草二体”是“字体演变的关键”的观点,力主“隶书为草篆变成”之说,郭沫若先生附和之。尽管此论得到了学术界、书法界的普遍认可,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拿出一个字、一个部首的依据来证实这一理论的可靠性。
本书以大量字例按时序排列出它们在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得出小篆不具备向隶书转化的条件,隶书源头应在西周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所举字例虽非尽为新说,而能逐一分析,言之成理。经过大量图版的排比,主要得出如下发现:
一、早期隶书的字形、笔法等等与西周金文具有最普遍的相似性;
二、在隶书中,凡与小篆不合的字形和写法,似乎都可以在西周金文和甲骨文中找到其继承的依据;
三、文字在实用过程中继承性与差异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四、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没有几百年是不可能的。本书认为隶书源头应在西周,但并非等于说西周已有隶书;
五、整个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完全体现了一个不断归整化、规范化和方块化的渐变过程;
六、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并不是按篆、隶、草、正的顺序单线传承的,字体的分流其实可以上溯到西周。
《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
(内容提要)
陈中浙
本文通过研究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来探讨佛教对书画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分为四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苏轼与佛教的因缘。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一)、家庭佛缘;(二)、与佛僧的交往;(三)、对佛教的理解。
第二,佛教与苏轼的书画观。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一)、佛教对苏轼书画欣赏观的影响;(二)、佛教对苏轼书画功用论的影响。
第三,佛教与苏轼的书画创作理论。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一)、创作构思;(二)、创作方法;(三)、创作表达。
第四,佛教与苏轼的书画作品。从苏轼创作的三个阶段来研究佛教思想对其作品产生的影响。
本书通过实证性与科学性研究,为准确把握佛教影响书画艺术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信息,为书画创作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为认识佛教、苏轼以及书画艺术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瘗鹤铭〉研究》
(内容提要)
罗勇来
《瘗鹤铭》是书体转换时期的重要碑刻。故历来的研究者皆着眼于书撰者、镌刻年代、铭文内容的探究。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证据稀少,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本书没有陷入书撰者这类纠缠不清的迷团,而是直接揭去一切伪刻的外衣,主要有三大发现:
一、对《瘗鹤铭》各种版本的拓本做了考证和辨伪,对历代的研究资料做了坚实而细致的清理工作。尤其是考证了《瘗鹤铭》的残损过程,排出了《瘗鹤铭》落水的时间表。
二、考定《瘗鹤铭》“二号石”非原刻,对于认识和研究《瘗鹤铭》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三、考订了铭文,根据各种版本的铭文反复比较,最后审定为一百八十字左右。同时对十四种拓本作了精当的辨析、评说。
另外,作者并不回避书撰者的问题,对各种说法作了述评。侧重分析了诸说形成的根源。
本书不但廓清、纠正了自宋以来的诸多误解和谬说,也提出了极为明确和重要的个人见解,为《瘗鹤铭》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
《书笔论》
(内容提要)
翁志飞
中国书法史不仅包含文字发展史和风格演变史,而且也包含书写工具——毛笔的演变和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古人多有论及。因为中国艺术讲“技进乎道”,技在书法上主要指笔法,技之所施就是毛笔。古人对技巧的锤炼,若没有相应的毛笔制作工艺的提高作为支撑,是不会有所突破的。所以,随着字体的演变和书风的发展,势必要对毛笔进行不断地改进,以适应上述需要。同时,不同的材质及制作工艺所制成的笔给书家带来的心理体验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书论上也有明显地反映。以前,谈论书法更多的是就文字谈字体演变,就书风谈书风,兼及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人交游等等,很少从其它方面介入。自沙孟海先生《古代书法执笔初探》的发表,从生活习惯谈晋人执笔兼及书风,发前人所未发,振聋发聩。对学术界影响很大。本文的写作,一部分也是受其启发,主要是将毛笔制作工艺的演变与字体、书风的演变结合起来谈,以期从最基本的书写用具的角度来梳理书法发展的脉络。当然,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影响和制约它的还有很多因素。就工具来说,还有纸、墨、砚等等。在本文中也会偶有提及。但就其对书法影响的程度来说,毛笔显得更为突出。所以,本文主要讨论毛笔选料、制作工艺的改进与文字演变及书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书法全集(92)·先秦玺印》
(内容提要)
徐畅
作者在潜心研究先秦玺印的基础上,为先秦玺印的纵向发展,即商、西周、春秋、战国进行断代,完成了殷至战国这段长达数百年印学断档的衔接,为中国印章史在上古阶段的承启理清了演化脉络。本书从古玺的地域特征、印章形制、印文形态、地名、职官等方面入手,将战国古玺分域为楚、齐、燕、三晋、秦五个大系,从而使原先甚为混沌迷蒙的战国古玺于“公玺”处显露出其历史轮廓与地域概貌。“公玺”的确立以及与“私玺”对称,秦印的界定、钤本与拓本、印迹与朱迹的廓清、秦“半通印”的实质等诸多问题的考证与研究以及先秦玺印的释文、校勘等更臻完善。作者借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以及古文字考释的新成就,成功的站在当今先秦玺印研究成果的最前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印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代印学研究和篆刻艺术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
(内容提要)
薛龙春
本书首先对张怀瓘本人的行迹作一番考证。通过对唐代制举制度、翰林待诏的身份问题的详加分析,从而对张氏的出身与历官情况作出较为恰当的表述。同时,对系于张氏名下的著作真伪也一一进行考辨,以期对张怀瓘书学思想的研究建立在可信的材料之上。
作为对一位重要的书法史家的研究,本书还特别对张氏的史料取舍、运用的方法与趣味作出判断。在校笺原作的基础上对史料来源进行排比、统计与量化分析,制作大量表格,从中窥见出张氏在史料取舍上的态度、运用史料的方法以及方法本身的价值。比较典型的是,北朝书家不入品录,关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论书史料,不使用来历不明的论书史料,对俚俗传说并不一概信任,慎重使用道书与论述杂体的书法史料,不忽略子书中的书法史料等。
此外,从张怀瓘著作的史料运用出发,本书还溯流而上,选择聚讼纷纭的汉魏六朝史书中“匆匆不暇草书”、“史书”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采古来能书之人名》的作者归属、王僧虔《论书》的篇章杂合等问题进行探讨。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张氏对史料的运用是十分精审的,他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对这些著作的态度对整理早期书法史资料均有参考价值。
本书还从书法史撰述思想、书法美学、品鉴方法三个角度分别对张怀瓘的书学著作的理论价值进行评述,并将它置于书法发展史、书法批评史、书法美学史的纵向坐标上,与前后书家进行比较,揭橥张氏对前人的突破。
《风流书家——唐伯虎的生平及其艺术》
(内容提要)
孙敏
本书对唐伯虎的生平和艺术作了较为具体和深入的研究,对唐伯虎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风流辨析——唐伯虎的坎坷生平;第二部分:一脉相承:唐伯虎的书法与“二王”风范;第三部分:四美相生——“吴中四杰”的艺术成就及相互影响;第四部分:烟云供养——唐伯虎主要书法作品赏析;第五部分:柔情似水——人性的缺陷与时代局限;第六部分:唐伯虎生平年表。
《明代书法史探微》
(内容提要)
张金梁
纵观众多书法史的撰述,由于限于资料匮乏和著述体例局限,基本还处于风格史模式之中,即主要记载部分有影响的书家,而难以呈现当时书法的真实面貌。由于古代书迹传世稀少,且受书以人传的制约,所以难免造成研究者任意猜测和以点带面的情况,因此怎样将其清晰区别,则成为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明代书法发展更为复杂,幸好流传于世的资料较多,那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来解决书法问题,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书是针对当前明代书法史研究的不足而著,充分运用了大量被人们所忽视的文献资料来还原历史,挖掘出了很多明代非常重要的书法事件及书法问题,诸如明代朝廷书事、中书舍人书法、秉笔太监、“南安体”、明代的大字热等问题,皆为第一次提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考证与思辨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剖析结合,得出了诸多新的结论,使明代书法史研究迈出了新的一步。
《书法传统与现代论纲》 (内容提要)
西中文
当一些人醉心于用商业文化改造书法这种东方传统艺术,以便让它“走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的思想家却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论主张。生态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人们将创造诗意的生活。这对于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也许更具有形而上的终极价值。
诗意的生活,其实正是书法艺术的形而上意义。
当然,书法的诗意,并不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从事者以一种诗意的心态观照的结果。遗憾的是,许多书法人并不总是这样以诗意的态度来看待书法,这就常使书法艺术受到功利现实的扭曲而产生异化的倾向。现在是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重新审视书法艺术终极意义的时候了。
本书围绕以上问题客观分析了书法艺术传统在当代中西文化融会背景下的处境。将当代书法置于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认为20世纪是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其中对书法发展最有影响的变革有三:一是钢笔代替毛笔成为人们日常的书写工具,使得毛笔书法基本退出实用领域,从而在艺术领域大行其道,同时也失去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成为少数人从事的职业;二是中国文化传统受到猛烈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使文化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三是20世纪上古书法资料大量出土,使书法遗产的种类更加丰富,从而使千年来形成的文人书法及其观念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发生动摇。当代书坛几乎所有的现象都与这三大变革息息相关。
透过扑朔迷离的艺术表象,当代书坛各种错综交织的矛盾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文人书法与新古典主义书法的矛盾;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三是继承创新的矛盾。作者指出,形而上一点来看待当代书坛,应该说这是一个嬗变期。20世纪的三大变革必然催生一场书法艺术的革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催生的意义和效果至今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历史将作出明确的回答。